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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从刘某春盗掘古文化遗址案看古文物保护

发布日期:2020-07-15 12:15:23 阅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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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7年3月13日早晨7时许,南昌市安义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南昌市安义县石鼻镇罗田村水南村小组一栋古宅墙上的一副12扇的“百福图”木雕窗户被盗,同日该村小组其他古宅内也被盗16扇普通木雕窗户和2扇木门,共计30门窗。

该“百福图”系安义县石鼻镇罗田镇水南村村民黄某增家老屋所有,古木雕窗户20余扇系该村黄某璠家老宅所有,该老屋和该老宅经南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处鉴定,属于古文化遗址。被盗的“百福图”为清朝时期木匠雕刻,工艺精湛,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罗田村水南位于安义县著名旅游景点“千年古村”内,该地民风淳朴,治安良好。被盗的古宅处“千年古村”旅游景区即将深度开发地段。该案的发生,无论是对古文化遗址的保护还是对古村旅游景区的长期发展规划,都造成了重大破坏和影响。

【调查与处理】

县公安局接到此案报警后,迅速成立了“3.13”古文化遗址案专案组,在南昌市公安局,省厅刑侦总队等上级部门的领导下,其他兄弟单位的密切配合下,安义县公安局通过技侦及情报人员提供线索和秘密手段,图像侦查等手段,成功将刘某春等四名犯罪行为人抓获,经专案组突击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以下犯罪事实,亦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刘某春与从事古玩生意的王某认识于2016年年底。2017年1月份左右,刘某春通过微信将位于安义县石鼻镇古村旅游景点处的老房子上的古木雕窗户发给王某看,并询问王某是否收购该窗户,王某则答应只要刘某春将窗户弄到他那卖,他就不会让刘某春吃亏。2017年2月某日,刘某春伙同朱某堂、朱某强二人驱车窜至安义县石鼻镇古村旅游景点盗窃一处老屋的古木雕窗户20余扇,并将该木窗卖至早已约定好的高安市王某处,王某以9000元的价格收购了这些木窗。

2017年3月5日晚,刘某春伙同朱某堂、朱某强二人再次驱车窜至安义县石鼻镇罗田镇水南村盗窃该村黄某璠家老宅的古木雕窗户20余扇,并将该木窗卖至早已约定好的高安市王某处。

2017年3月13日凌晨,刘某春伙同朱某堂、朱某强二人再次驱车窜至安义县石鼻镇古村旅游景点处,将古村“百福图”中的三十余扇木质雕刻窗户盗走,并卖至早已约定好的高安市王某处。

【法律分析】

根据《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四)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或者造成珍贵文物严重破坏的。

首先刘某春等四人是否属于多次盗窃古文化遗址。根据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刘某春等四名犯罪行为人有可能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因为刘某春等四名属于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应严格依法定罪处罚。但法律条文具有一定的抽象,而现实生活是千姿百态的,这些就需要司法者通过对抽象法律规范的正确解释和适用,使相对稳定的法律与不断变化的现实之间的冲突相协调,从而达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

其次刑法学的“盗掘”的学理解释。法律学界对本罪客观方面中的“盗掘”是单一行为还是复合行为,即盗掘行为是否包含盗窃文物行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窃得文物说”认为,本罪客观方面应当包含实施了挖掘行为并且窃得内藏的物品;“盗掘行为说”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便构成本罪。我们同意“盗掘行为说”,即只要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盗窃古文化遗址的行为就足以构成本罪。首先,从立法规定来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将“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并盗窃古文物或者造成古文物严重损坏”的情形作为本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而不是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其次,在实践中,有些盗窃行为只有足矣造成了破坏才能窃得古文物,对古文化遗址原装的破坏是显然存在的。可见,是否盗窃古文物或者造成古文物严重被破坏,是决定对犯罪分子在哪一个法定刑幅度内量刑的依据。本案中,犯罪行为人刘某春等四人供述其为盗窃文物而没有挖掘和破坏古文物,只是单一性的盗窃行为且盗窃对象属于特殊对象。对古建筑房屋的整体并没有毁灭性损毁,其仅仅盗窃到古房屋的几扇门窗,对古房屋整体并没有严重性的破坏。而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行为是复合行为,因而可以从轻处罚。

【典型意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作为人类活动的实物遗存,从不同的侧面和领域揭示了一定的历史现象,体现了我国祖先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其价值和作用是永恒的,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文化纽带。这些前人给我们留下的珍贵宝藏,不可再生、无法复制,一旦受损则无法挽回。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违法犯罪活动会使大量未出土的文物脱离特定的环境而失去珍贵的科学价值,也为非法倒卖文物提供了文物源,因此,刑法设立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是保护文物、制止倒卖文物犯罪活动的有效手段。根据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行为,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这里的盗掘,是指以出卖或者非法占有为目的,私自秘密挖掘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的行为。古文化遗址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由古代人类创造并留下的表明其文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如周口店;古墓葬是指古代(一般指清代以前,含清代)人类将逝者及其生前遗物按一定方式置于特定场所并建造的固定设施。辛亥革命以后,与著名历史事件有关的名人墓葬、遗址和纪念地,也视同古墓葬、古遗址,受国家保护。

刘某春等四人盗掘古文化遗址案是一堂生动的全民法治课。该案典型意义在于:

一是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刘某春等四人案中,在政法委的指导下,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各尽其责,把普法融入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全过程。政法委通过微信公众号及时主动发声;县检察院公诉科负责人对刘某春等四人的行为性质认定进行权威解读,盗掘古文化遗址犯罪行为,没有价值的导向,只要明知是古文化遗址,而采取非法手段破坏的,均构成犯罪行为;县法院一审庭审全程微博直播和公开宣判;司法行政部门指定辩护代理律师依法履职,并组织律师通过撰写评论文章等方式解读相关法律知识。

二是有针对性地运用好以案释法方式开展普法宣传。刘某春等四人案就其法律适用而言,争议焦点在于其四人行为是否达到盗掘古文化遗址罪的构成。一审判决对刘某春等四人行为的法律性质作出全面剖析。

三是充分发挥“两微一端一网”等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作用。刘某春等四人案,新闻媒体的几篇微信文章阅读数均达到1万以上点击率。特别是在微信公众号“安义圈”,几乎所有的安义人都知道了此案。在安义舆论热议的关口,公检法三家及有关部门通过官网官微密集发声;邀请法学界人士对案件法律问题深层次解读,并由安义普法宣传网等主流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及网评员及时转帖发帖跟评;庭审采取全程微博直播,向社会公开控辩实况。这些新媒体手段的运用,增强了法治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迅速主导了舆论走向,使公众对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问题有了更理性的认识。